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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注册2023-01-31 16:05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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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习两不误 “线上留学”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疫情时期跨国留学 有人边学习边实习 有人重归国内校园

  “线上留学” 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随着各国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受疫情影响的留学生群体,终于回归了正常生活。

  他们有人正忙着办理新的签证,为的是去陌生校园参加毕业典礼;也有人已迅速回归“正轨”,完美融入线下学习;还有人正为过去的线上学习清理积弊,为未来的学业方向做好规划……

  回望过去三年,特殊的跨国求学过程中,这批留学生也有自己的独特收获。

  三年“线上留学” 学习实习两不误

  近来,Mia正忙着筹备申请新的澳洲签证,以赶赴悉尼大学参加毕业典礼。不久后,她将第一次踏入悉尼大学校园,在那里穿上硕士服,戴上硕士帽,告别自己的研究生生涯。

  Mia本科就读于南澳大学电影学专业。2020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禁止持有学生签证的境外人员入境。彼时,正读大二的Mia在圣诞假期返回中国,开启了“线上留学”生活。

  Mia的每一门课均需要同时参与两种形式的课程:一种是讲座类大课,另一种是20人左右的讨论课。“网课期间,讨论在线上平台进行,讲座类课程的教授则会将课程录制好上传系统,供学生自主观看。直至现在,即使大部分学校已经恢复了线下面授,一些教授仍会沿用当年的录播课程,供新一届选课的学生观看学习。”Mia说。

  本科毕业后,Mia拿到了悉尼大学一年制的研究生offer。与从前本土学生居多的南澳大学相比,悉尼大学多数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为解决大量学生的网课问题,学校设置了24小时国际热线,对远程服务也进行了显著优化。

  虽然有部分拍摄课因条件受限无法照常进行,Mia只得换成理论类课程,但其他实操课程,Mia可以在共享屏幕观看导师的演示。有操作困惑时,还可以请求导师远程操控自己的电脑,示范剪辑、特效等。所以Mia觉得“线上留学”进行得颇为顺利。

  于是,当疫情形势有所变化时,Mia做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同学的选择:她没有返回澳洲,而是选择留在国内继续上网课,“一是考虑到租房等事宜会耗费额外的时间以及金钱成本,二是对于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实习经历更重要。”

  而过去三年持续的“线上留学”,算是给Mia带来了绝佳的实习体验。

  整个疫情期间,Mia一边完成澳洲的网课学业,一边在互联网大厂进行较长时间的实习。Mia负责的大多是海外运营工作,通过分析公司在国内业务上的成功经验,制定适配海外用户的方案,用英语输出给海外负责市场的同事。除了娴熟的英语,在海外两年半的跨文化经历也使Mia在处理实习工作时较易上手。

  “我所在的岗位办公时间比较灵活,一般每周到岗3天至4天,有课时我会停下工作在工位上上课,下课后再继续完成实习老师布置的工作。” Mia说,如果课程时间较长,她就顺延自己的下班时间,或用午休时间赶工作进度。

  学业和实习平衡,需要强大的时间管理能力。Mia每学期至少修读四门课,每门课都需要撰写大量论文。“论文的查重和评审十分严格,一旦写不好可能导致整门课挂掉,还要支付将近3万人民币的重修费,所以要特别认真完成。”Mia说。

  悉尼时间比北京早两个小时,为避免因时差导致自己错过提交论文的deadline,Mia的手机锁屏上醒目显示着两个时间。由于工作中需要频繁联络身处印尼地区的同事,Mia的手机上也会另外标注雅加达(印尼当地)时间。在三个时区间切换,拥有“双重身份”的Mia忙得不亦乐乎。

  三年的“线上留学”,Mia折叠了自己的时空,超额收获了专业知识和实习经验。在尝试了海外运营、本土电商运营等实习工作后,Mia确定了今后的就业方向:在海外运营领域深耕。“这三年一边学习一边实习,我看到自己的核心优势:一是作为留学生,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二是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海外市场拓展的可行性;三是结识了很多行业人脉,较易获得内推机会,有利于春招时顺利入职。”

  为防“自闭” 到手机维修店兼职

  英国全面放开后,再希恢复了正常的留学生活。由于之前线下课上的积极发言,这个申请季,再希拿到了教授的推荐信,她正在准备申请读研的学校,也开始期待下一段精彩的留学之旅。

  从再希的住处步行到学校,大约需要15分钟。格拉斯哥地势起伏大,往常去学校上课,再希都要攀爬一座陡峭的山坡,赶到教室时总会气喘吁吁,这也加重了她“早八”上课的疲惫。网课期间,再希省去了大体力消耗,甚至都不必起床梳洗,躲在被窝里、捧着电脑就可以开始上网课了。

  再希回忆,在网课阶段,教授会将lecture大课录播上传校内系统,供学生自行观看。再希一般会选择在下午时段开设的互动课,而在晚上时段听录播课。那段时间,她的生物钟完全处于昼夜颠倒状态。“下午醒来后参与一节持续一两个小时的讨论课,下课玩玩手机,晚上10点钟左右再开始观看教授上传的lecture,然后写写论文,学习到早晨六七点,再去睡觉。”再希说。

  幸运的是,教授上传的录播课都有添加字幕,“我会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插件,将字幕翻译成中文,帮助自己理解教授讲述的内容。”此外,再希也可以随时暂停老师的课程,多次观看回放。再希调侃,线上听录播课,能听懂的内容是线下课的两倍,所以她希望录播课永远存在。

  那段时间,唯一能让再希在早晨醒来的事情,就是补充生活物资。封控期间,再希无法前往超市买菜、购物,一切需要在手机上先预约,提前几天甚至几周,预定某一时间段由超市工作人员配送上门。而那也成了封控期再希与外界打交道的唯一机会。

  网课期间,由于无法出门聚餐,再希的娱乐时间也基本靠手机打发。“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手机也有玩腻的一天。”来回滑动小小的屏幕,没有任何一个软件能刷出感兴趣的内容,这种生活让再希觉得有些“自闭”。

  为了充实自己,再希决定前往伦敦实习。在通过投简历、面试等关卡后,再希坐上了火车,辗转6个小时来到了伦敦的住处,可公司却通知她,目前尚未恢复线下工作,线上完成实习即可。

  为了缓解烦闷,机缘巧合下,再希在伦敦大学学院附近找到了一份手机维修店的兼职。因为时常有中国留学生光顾,开店的印度老板希望可以找中国留学生来“撑住店面”。再希主要负责前台中文客服兼新媒体运营,时常要在店里与顾客面对面沟通,帮顾客和老板扫清语言上的障碍。

  在这里,再希重新感受到了线下生活的“立体感”,也度过了来英国以来最温暖的一段时光。印度老板会在再希生日时给她准备惊喜,还会把自家做的传统印度美食带到店里邀请她一同享用。下班聚餐后的深夜,老板会在伦敦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骑半个小时的摩托,把再希送回住处。

  英国全面放开后,再希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心血来潮时,她会和男友一起自驾去格拉斯哥郊外看流星、去伦敦参加脱口秀比赛、去爱丁堡做朋友纪录片的主角……由于线下课堂上的积极发言,这个申请季,再希拿到了教授的推荐信,她正在准备申请读研的学校,也开始期待下一段精彩的留学之旅。

  为和同学线下交流 决定交换回国内大学

  李屹染目前正在美国一所公立大学读大三。而过去,她曾因为疫情选择过“曲线”留学,即交换回国内,以国外网课+国内线下学习的模式,完成学业。疫情下,这段特殊的“中美切换”留学经历,李屹染觉得很珍贵。

  “大一开学,还没来得及经历校园生活,就直接上网课了。”那段经历,李屹染历历在目:因为网课不受时间地点束缚,起初的一个月,她住在海口,有电脑就能上课,这让她感觉很自由。“有一部分课程是录播,可以随时看,其余的是直播课,到点上就可以了。”李屹染习惯每次把录播课攒到要做作业前一起看,可以连续看好几节课。

  渐渐地,“打开电脑是学校,关上电脑就是家。”李屹染有些抵触这种“真空”的学习环境。“大部分时间都是家里留学,又因为我们都是小班教学,没有太多的中国课友,一开始也不太会和美国同学社交,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匹孤狼在学习。”

  “小组作业,同学们大都不太情愿说话,也不愿意开摄像头,只有一个名字摆在线上会议屏幕上,一两个人张罗作业,其他人能闭麦就闭麦。”这样的情况让李屹染感到完全和外界“零交流”。“我和大学同学都是网友,很渴望和真实的他们进行线下交流。”于是当李屹染看到学校开始留学交换报名时,她果断报名,到北京的一所高校留学半学期。

  美国学校当时给选择交换的学生两种选择:完全(中国)线下上课,或者美国网课+中国线下。她选择了后者——在国内大学完成两门课程,在线上完成其他课程。“我所就读的这所高校心理学很出色,我报名了社会心理学,还有一门是艺术类课程电影赏析。”

  于是,李屹染开启了“中美切换”的留学模式:她和室友以留学生身份住在昌平校区的学校宿舍里,每天乘坐学校的班车到市区上课,晚上回到宿舍,8点打开电脑链接美国课堂。虽然在学费上有点“不划算”,但这次交换,给了她体验中美大学不同教学文化的机会。

  国内校园给了李屹染期待已久的校园体验。这段交换经历,李屹染觉得很珍贵:“上高中时,摆在面前的是要么出国,要么高考。而这个特别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自己没有选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国内自建“留学空间” 度过“没有上午”的一年

  回归正常的线下学习生活后,雨文在校园里偶然碰到了自己的政治学科教授,一番面对面地沟通后,雨文不但解决了积攒已久的困惑,还获得了宝贵的建议,调整了未来的专业方向。

  随着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美国校园采取线上同步网课教学模式。尽管有少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了抵达校园选择辗转到第三国入境,但考虑到疫情的严重性,雨文还是“随大流”,决定在中国的家里“线上留学”,以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业。

  2020年开学前,考虑到线上留学的昼夜颠倒会影响到家人的正常生活,于是她和几名同样需要“线上留学”的好友一起租了个房子。暑假末,她和朋友们一起忙活装修。9月一开学,四个人一起搬进了亲手打造的“留学空间”。

  开学后,雨文开始在北京的晚间,上美国的早课。每晚8点开始上课,下课后并不能马上休息,她要继续写论文、交作业,和美国同学跨时区完成小组作业,在后半夜甚至是天亮去睡觉。睡到中午11点起床,是雨文第一学年的常态。“没有上午,下午除了准备晚上的课程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感觉每天都过得很短。”雨文一度感觉很煎熬,“很难保证有一个规律睡眠和固定的学习状态的话,也没法把生活规划得很好。”

  大二这年,雨文终于回到了真实的校园:在校园里邂逅丰富的留学生活;和同学在图书馆里完成小组作业。她的主修课程之一是数学,“因为之前一年,很多数学课不提供线上直播,所以就没法选课。”回到校园,雨文才上了第一节线性代数课。

  一天,雨文在校园里偶遇了政治学科的教授,聊到自己在一门课上的线上经历:这所学校的人文课程很多是为美国政治系统设计,政治学科设置更偏向于对未来在联邦政府工作的学生,作为国际学生,她对课程的设置、关注点和观点存在困惑。“老师非常耐心,他建议我考虑把研究重点换成亚洲问题研究。”雨文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这次偶遇的交谈让我调整了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氛围是线上很难实现的。”

  与此同时,雨文认为线上留学网课也给她带来了经验的增长:一方面,隔着屏幕上课,压力会有点大,很难确定自己的真实水平,也不了解同学们都听懂了多少;另一方面,雨文也明白,网课帮助她相对顺利地拥有了课堂展示和演讲等必备技能,“尽管线上课程有大家注意力不聚焦的问题,但这也给发表意见提供条件。做展示时,我可以写好文字内容,网课让我有充足的时间背诵稿件,在线上会议上点击‘举手’,心理压力不会太大,促使我在大一上网课的这一年养成了在课堂上多做分享的习惯。”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实习生 王伊朵 孙显龙

  供图/受访者 统筹/林艳 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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